一说到“人文坚持”这几个字我有点激动，也又有点伤感。这是因为，要做到这几个字，现在已经越来越艰难，因此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说了。它甚至变成了一个老套、空洞、虚饰的概念，被急速走向实利的社会搁置在一旁，慢慢风干。
只是偶尔，会有人对这个风干的概念洒点水，譬如今天。
为了不让人文坚持的问题局限在人文领域，我想通过两段故事对两个农民出身的银行家进行对比。一群出现在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另一群出现在中国清代的山西，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地域上，都很遥远。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原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农民，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的巨商和银行家，富可敌国。这个家族不仅长时间地统治着佛罗伦萨，而且强有力地庇护和资助了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这个家族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雕塑、绘画、建筑的鉴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有可能把财富、权力和审美三者结合起来，参与新文化的创造，做成改变历史的大事。
十五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和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晋商，在人文方向上产生了极大的区别。美第奇家族深知自己银行家的观念与中世纪的思维格格不入，因此与一群文化大师一起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中国晋商也感受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但他们想不到从人文格局上来进行突破，也找不到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的人，因此成了失败者。
结果，美第奇家族的最终名声不是建立在财富和银行业绩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的文明史册上。后人只要一提起文艺复兴，总会一次次地感念他们。他们留下的建筑、名画、雕塑，至今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而中国晋商，由于找不到人文基座，很快也就失去了财富基座，在他们身后，山西成为中国的贫困省份。连他们自己的家族，也景象寥落。例如近年查访到的晋商中堪称中国最大的银行家日升昌老板李家的两个后裔，一个是街道理发员，一个在家乡以放羊为生。一代理财大师雷履泰的后裔，一个是小粮店的伙计，一个是小村里的木匠。连他们，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祖辈做了些什么。
这个对比，应该对现在天天都在成功地博取财富的中国企业家，带来某种警示和启发。
一种长远的缺失
中国晋商找不到人文基座，事情发生在清代，原因却在更早。传统的儒学思维，历来重耕轻商，发展至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则常常流于空谈。明清之际有些学者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本是一件好事，但他们缺少儒学之外的新的思想资源，把想象中的古代理想世界作为坐标，因此无法进入近代的文明革新。更何况，中国文人的这些议论，不管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不能播撒到广大民众之间，广大民众长期处于精神文化的缺失状态。
这与欧洲的区别就更明显了。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连续发生了很多次波及全社会的思想运动，例如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主义，等等，为全社会刷新了符合近代社会生态的宗教信仰，并确立了人文主义、公民意识、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使一切新兴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获得了健全的人文基座。然而，类似的思想运动，在中国都没有发生。频频发生的，只是一次次政治权谋的对峙，一次次意识形态的恶斗。结果，精神文化的缺失越来越严重，连传统儒家所固守的“君子之道”也支离破碎，难于收拾。
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进入现代商业竞争，结果可想而知。目前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确实很快，但我们处处看到一种没有精神准备的富裕。从局部看，竞争很可能成功，但由于缺少思想垫基，竞争之中缺少规范，成功之后又找不到目标，很多人成了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无头苍蝇。即便是腰缠万贯、志满意得、炙手可热，也还是无头苍蝇。
我发现在书市和传媒间最受欢迎的，是对各种各样“成功之术”的传授。大家都在追问“怎么富裕”，谁也不去追问“富裕为了什么”。也就是说，只问“术”，不问“道”。其实，“富裕为了什么”的问题，答案必在人文领域。
西方学者在研讨会上呼吁人们重温他们前辈曾经建立过的人文目标，但在中国的广大人群中，这种目标一直未曾建立，因此一旦进入经济社会的财富争逐，毛病就更严重了。到处都是不讲任何人文信仰的所谓“斗士”，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并快速传染。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制造假药、假酒、假奶粉、假文凭的人如此层出不穷？为什么假话、谣言能成为媒体的宠儿？除了法制无力之外，为什么这些制造者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点对天地、生命的敬畏？没有一点点人性、人道的残留？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假、造假机制蒸蒸日上，人们购买食品都提心吊胆，那就就足以证明，这个社会在整体人文价值上出了问题。
我觉得不能仅仅对制假者表示愤怒，而是应该从中领悟一个道理：没有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怖。
大家知道，即便在国外，“黑心食品”、“黑心××”等等事件也已经不绝于耳。
我不知道自己吃过多少“黑心食品”，我也常遭到一些人诽谤诋毁,我也想到过一些人人都会想到的惯常方法，例如反驳、起诉等等，但一试发现早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人，也基本如此。人们想到的遏制之法，都属于昨天的记忆。
怎么办呢？只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企望有一部分人，有人文坚持。坚持，有可能会坚持不住，但也有可能发扬光大。我们争取后一种可能。
想起了卜迦丘（G.Boccaccio）的《十日谈》。十个青年为避瘟疫在郊外一所房子里讲故事，这些故事给明天的智者带来了思想资源。那么，也让我们在恶浊的世情中到“郊外”坚持一些时日吧，讲一点人文故事，或许能被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听到。
我发现，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家表达出自己的人文追求，但在整体上常常处于低效状态。有的企业家把个人的艺文兴趣当作人文坚持，大大降低了人文坚持的精神力量；有的企业家把自己对职工的要求（例如一些文绉绉的“厂训”之类）看成是人文坚持，错把下属的雇佣性服从当作了文化。这样的人文坚持，严格说来只能称之为“人文安慰”，十分脆薄。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值得称道，实实在在地举办文化讲座，组织艺术活动，推广书籍阅读，为企业染上了浓重的人文色彩。这就像在自己家的后院挖了一个池塘，引文化之水，来滋润全家。一眼看去，碧波荡漾，日光云影，很像样子。
但是，这一切做得再好，也只停留在“汲取型”的机制上。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以往，来自他人，或来自学生时期的文梦，对今天的行为缺少实际针对性。有实际针对性的，则是一些层级不是很高的劝世短文，如《心灵鸡汤》、《给加西亚的信》等等，却也都来自于不近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更没有传播给别人的理由和身份。
这种在人文坚持上的低位化趋向，是对人文坚持空泛化的勉强补充。空泛化的原因，则是人文坚持和企业行为的脱节。一种脱节的坚持，前途堪忧。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就应该从“汲取型的人文坚持”过渡到“创造型的人文坚持”。这也就是我对企业家们提出的一个慎重建议。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美第奇家族。他们的人文坚持，就是创造型的。在他们以前，有非常庞大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几乎笼罩了整个精神世界，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高妙哲思。但是，他们明白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而这个世界只能靠自己来创造。
美第奇家族在实现“创造型的人文坚持”的过程中，并不是自己动手创造。作为掌有财富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创造的主力，而只是选择者、资助者和庇护者。因此，他们周围曾聚集过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布鲁列尼斯奇、多纳太罗等等文化艺术大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气流，在人文创造上几乎无往而不利。
我对目前中国大陆文化圈里的创造前途基本上抱悲观的态度。这是因为，二十几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全在经济，而不在文化，文化的转型严重滞后，而其间的毁损性机制已远远地超过了创建性机制。我看了这么多年，很难再指望什么了。但是，如果把“创造型的人文坚持”拉出文化圈，由一直站在社会改革最前沿的企业家们来实践，我就有了一点乐观的理由。这是因为，他们比文化圈中人更容易摆脱昨日的文化梦魇，更有能力从事创造。
人文创造本是大家的事。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把这么一件与人人有关的大事抵押给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圈，大家并不知道那个文化圈里发生了什么，却又不断地向那里借取。这样做的结果，大家早已看到。
由于人文价值上的空缺和混乱已经积重难返，人们在人文创造上不应该贪多求大，而应该从充分可控的局部开始，点点滴滴构成小气候。人文的小气候一定能对周边产生示范作用，渐渐汇成大气候。这种大气候也不是统一的，而是门庭各异，风姿不一，林林总总，多元组合。这便是我心目中人文复苏的前景